中医疫病学发展史略

|ⅰChun01 · 发表于 2022-1-15 07:02

中医疫病学发展史略

福建省邵武市中医院杨家茂

祖国医学把各种传染病分别叫做“疠”，“瘟”、“痧”、“瘴”、“天行”、“时气”、“伤寒”、“温病”等等，统称为“疫”，其预防和辨治的理法方药独特，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经验，在很多方面为世界医学之先。总结和整理中医防治疫病的理论和经验，对于提高和发展中医疫病学，预防和治疗各种传染病，不但很有必要，而且实用有效。今就中医疫病学发展史略及其意义作初步探讨，谨请指正。

先秦两汉时期

我国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历史,对传染病的认识很早。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已有“疟”、“痢”等文字（1）；《山海经》记载了“疫疠”等传染病和“御疫”药物；《礼记》中记录了“气候失常、民多疠疾”；《左传》则明确地记述了“水旱疫疠之灾”和“国人逐瘛狗（狂犬）”的事实。如果说《墨子》、《老子》、《孟子》等古代文献中分别零散地记载了疫疠流行以及“大兵大乱之后必有大疫”等情况，那么，《内经》的“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温疠大行，远近咸若”（2）则已经揭示了疫疠的传染性、流行性，认识到时令失常和邪气（病原）是传染病发生的重要条件；而“邪之所凑，其气必虚”，人体正气不足是疫疠发病的内在根据。认为疫疠的种类、发生传染的原因与气候、地域等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提倡“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精神内守，起居有常，避其毒气，早治预防”，以五行和脏腑经络来类分疫疠、热病和疟疾，其中“霍乱”、“疟”、“痢疾”的命名至今仍为现代医学所没用。书中“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夏伤于暑，秋必痎疟”则是后世伏邪病因学说的最早理论根据。《难经·五十八难》论述的外感五种疾病中，传染病就占了4种，有关脉象证候的不同，治疗有汗下两法之宜忌等都作了初步的分析和讨论，对于各种疫疠，尤其是热病、疟疾的病因病机，证候辨治、预后转归，《内经》都作了详细的论述，首创气功、针灸、药浴泄汗及服用小金丹来防治疫疠，奠定了中医疫病学的理论基础，我国最早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中常山截疟，黄连止痢至今仍为现代临床疗效和科学实验所证实。

|ⅰChun01 · 发表于 2022-1-15 07:03

秦汉之际的连年战争，传染病十分流行。《后汉书•马援列传》中已记载了天花自东南亚传入我国的事实。“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3），以致“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张氏宗族二百余人，自建安元年起，不及十年，染疫死亡者，三分之二”。从而激励了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继承了汉代以前的医学成就和劳动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宝贵经验，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撰著《伤寒杂病论》。以“伤寒”为重点，对包括“温病”、“疟疾”、“阴阳毒”、“黄疸”、“霍乱”等疫疠在内的传染病，创造性地提出了完整的六经传变辨证施治体系。提纲挈领，理法方药完备，成为中医疫病辨证论治之基础，指导着后世医家至明清以前，在中医疫病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
晋隋唐时期
晋代葛洪在《时后备急方》中首次提出了“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瘟病”的概念，跳出了“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的窠臼，极为细致地如实描述了沙虱的生活习性及所引起的恙虫病。有关天花流行和临床症状的描述是公认的最早记录。书中的“虏黄病”类似钩端螺旋体病或重症黄疸肝炎（4•5），而“水毒（血吸虫病）”、“尸注（肺结核）死后复传之旁人，乃至灭门”是传染病学上的最早认识。应用“杀所咬犬，取脑敷”来预防狂犬病和采用青蒿治疗疟疾，在疫病防治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巢元方总结了隋朝以前的医学成就，认识到岭南瘴气是“杂毒因暧而生”，三吴以东的“射工”，“水毒”是水源性虫媒传染，其发生流行有一定的地方性和区域性。指出：“人感乖戾之气而发病者，此则多相染易，故须预服药及为方法以防之”，发明了接种方法来预防射工毒蛊（斑疹伤寒）的传染(1)。《诸病源候论》描述的各期麻风的典型症状与现代医学大致相符。孙思邈的《千金方》记载了四时流行的“青筋牵、赤脉攒、白气狸、黑骨魂、黄肉随”等传染病，认为“天地有斯瘴疠，还以天地所生之物以防备之”(6)，重视预防，强调早治，创制紫雪丹、犀角地黄汤至今仍为治疗传染病所常用。王叔和编次整理了《伤寒论》并且在《伤寒例》中阐明“天有暴寒者，皆为时行寒疫”。王焘的《外台秘要》已有“天行温病”之论述以及隋唐时期出现的“疠人坊”和“医馆”作为隔离收治传染病人的场所，这些在中医疫病学发展史上都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ⅰChun01 · 发表于 2022-1-15 07:03

宋金元时期
赵宋和金元时期，中外交流日益频繁，天花、麻疹等疫病一次又一次地流行。人们对传染病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在理论和临证上有一定的创新。钱乙的《小儿药证直诀》说：“面燥腮赤，目胞亦赤，并疮疹证，此天行之病”(7),指出了麻疹系可以引起流行的传染病。董汲的《小儿斑疹备急方论》将麻疹与伤风进行了鉴别，辨治细致；陈文中的《小儿痘疹方》论治痘疹(天花)首重八纲分证，提出托里、疏通、和营卫三大治法，反对妄投宣利之剂。李璆和张致远的《瘴疟论》继王叔和的“寒疫”之说，而创冷瘴之论，治疗以辛温扶正为主。而庞安时则把温病分为两类：一是四时温病，仍属伤寒范畴；一是时行疫病，所谓“天行疫病，大则流毒天下，次则一方，次则一乡，次则偏着一家”。用四时五行与六经相配合，脏腑与经络相结合进行辨证，治疗上采用犀羚、石膏之品。朱肱的《活人书》认为：“人感疫疠之气，故一岁之中，病无长少，率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将温疫、温疟与伤风、伤寒进行了鉴别，主张因人因时因地的不同治疗。沈括《梦溪笔谈》中述及“人之众疫，亦随气运盛衰”，说明传染病有一定的周期性流行。南宋张季明的《医说》中首次提出了水痘病名和临床特证。而葛可久的《十药神书》则是世界上第一部治疗痨病(肺结核)的专著。金代的刘元素在《伤寒心法类萃》中专论《传染》一篇，认为疫疠与狭义伤寒的区别在于有无传染性。倡言“火热为病”学说，提出“古方今病不相能也”，善用寒凉药治疗热病，是疫病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朱丹溪阐发“阳易动，阴易亏”，注重滋阴降火；张子和擅长攻下逐邪和李东垣重视脾胃及创制普济消毒饮等对温疫的治法有一定的影响。王安道强调“温病不得混称伤寒”，治疗以清里热为主，把温病从伤寒体系中分离出来，发温病学说之先声。

|ⅰChun01 · 发表于 2022-1-15 07:03

明清时期
明季，各种传染病流行更多，中医疫病学无论在理论或具体防治措施上都有重大进展。《景岳全书•瘟疫篇》认为“气通于鼻，鼻通于脑，毒入脑中则流布诸经，令人相染”，“避疫法唯在节欲节劳”(8),很有见地。吴又可突破了外感病传统的四时六淫病因论，创立戾气学说，提出杂气(病原)从口鼻而入，具有传染性、流行性、特异性(某种戾气只引起某种瘟疫)，特定性(专入某一脏腑经络)，偏中性(某种杂气偏中于某一物种)，提出了九传九治，寻求特效药物，“能知一物制一气，一病只须一药之到而自巳”，发展了《内经》邪伏募原的理论，奠定了中医疫病学基础。十五世纪前后，梅毒、鼠疫等传染病相继流行，韩懋即著述了《杨梅疮论治方》。1522年，汪石山提出了梅毒是由于两性接触及厕所传染而致；《薛已医案》更明确指出先天梅毒与遗传有关。1632年，陈司成的《霉疮秘录》刊行，记载了梅毒的流行经过，认为“人禀浸薄，天疠时行，交媾斗精，气相传染”，创用砷、汞化学药物治疗，是世界医学上的最早记录。沈之问的《解围元薮》专论风癞，提出排毒杀虫、补血壮元大法，在麻风治疗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对于鼠疫，吴又可归之于“瓜酿瘟、疙瘩瘟”；至光绪时，吴学存的《鼠疫治法》由罗汝兰增删为《鼠疫汇编》，已明确由鼠蚤传播，是为早期防治鼠疫之专书。

|ⅰChun01 · 发表于 2022-1-15 07:04

在世界的疫病史上，天花是波及面最广，为害极重，流行史甚长的烈性传染病。我国人民在长期的防治实践中创造了许多有效的方法。传说在唐宋时期，我国就开始了人痘预防天花。确切的资料认为最迟在明清时期应用人痘接种术已经相当普遍，连康熙皇帝也大力提倡采用，使之在十七世纪前后就将人痘接种术传到日本、俄国、朝鲜、土耳其等国，成为人工自动免疫的先驱。而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中应用新生儿脐带煅制、乳汁调服来预防麻疹和天花等传染病，则是人工被动免疫的可选方法，开创了人类预防医学的新篇章。
时至清朝，中外交流更多，新旧传染病则接踵传入流行。原有伤寒学派的理法方药已经不能适应传染病防治的临床需要，金元明代所开端的温病学说这时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叶天士阐明“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创立卫气营血辨治理论，注重滋液存阴、清热解毒，开创了温病学的新境界。薛生白的《湿热病篇》则对温热疫病从病因病机、辨证治疗作了详细的阐述，充实了温病学内容。吴瑭继承诸家成就，结合个人临床经验，系统地论述了四时温病，确定三焦分证，形成完整的温病学说体系。此前，喻嘉言《尚论篇》详论温疫“种种恶秽，上溷苍天肖净之气，下败水土物产之气，人受之者，亲上亲下，病从其类”(9),治分三焦，不忘解毒；戴天章著《广瘟疫论》对疫病的发生、发展从辨气、色、舌、脉、神、兼证与夹杂证方面作了细致的讨论，创制了有效的方剂；杨栗山《伤寒温疫条辨》承前启后，从寒温两大类分缕析，有助于临证参考。陈士铎在《石室秘录》阐述《瘟疫之证，其来无方，然而召之亦有其故：或人事之错乱，或天时之乖违，或尸气之缠染，或毒气之变蒸，皆能成瘟疫之病”；郭志邃的《痧胀玉衡》认为“痧乃天地间戾气，为热毒之邪，沿门阖户，邻里相传”。治疗以驱毒为先，选药考究，因病禁忌，均为经验之谈。

|ⅰChun01 · 发表于 2022-1-15 07:04

此外，明清之时，对瘟疫专病专方，寻求针对性物效药的研究也达到空前规模。如《古今医鉴》首先提出麻疹病名：《证治准绳》在诊治麻疹方面更为完善，至清代麻疹专著已达几十种，中国的人痘术传到欧洲以后，英国医生真纳得到了启发，实践中于1796年发明了牛痘接种术。中医邱熹、邓旒等人立即学习应用，与祖国医学相结合，撰写了《引痘略》、《保赤指南车》为防治天花作出了贡献。王孟英的《重订霍乱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详述了霍乱病防治宜忌，即使今天看来，仍有现实意义。余师愚《疫疹一得》专论出血热、登革热等疫病的诊治，其创制的清瘟败毒饮至今仍然有效。猩红热的防治，《临证指南医案》最先阐述，《丹痧阐介》、《烂喉丹痧论》亦有创见，《疫痧草》认为：“家有疫痧之人，吸收病人之毒而发者为传染。设兄`发痧而预使弟服药，盍若兄发痧而使弟他之外居为妙乎？”，主张隔离治疗来防止传染。《白喉全集》、《时疫白喉集要》、《重楼玉钥》等著作论述白喉的诊治均有见地。明代寇衡美《全幼心慈》已提到了百日咳的病名，高秉钧《疡科心得》描述流行性腮腺炎已相当正确。《外科大成》论述疫疗（炭疽病）、《瘟疫明辨》对软脚瘟（小儿麻痹症）的记载都是比较确切的。周扬俊《温热暑疫》对疫病作了系统归纳，阐发良多；王清任《医林改错》开辟了活血化瘀方药治疗传染病的范围。雷丰的《温瘟不同论》(10),则对于区分温病与瘟疫有一定的意义。

|ⅰChun01 · 发表于 2022-1-15 07:04

如果说《内经》已注意到夏秋是疟疾的好发季节，《巢氏病源》认为沙虱引起恙虫病，那么，汪期楚《瘟疫汇编》的“昔年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为群，凡入人家，必有患瘟而死者”和洪稚存《北江诗话》关于怪鼠“白日入人家，即伏地呕血而死，人染其气无不立殒”则对昆虫、动物等传染媒介与瘟疫流行的关系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还有陈虬的《瘟疫霍乱答问》、唐毓厚的《瘟疫析疑》、朱兰台的《疫证治例》，余百陶的《疫证集说》、熊立品的《瘟疫传症汇编》、杨尧章的《瘟疫论类编》、《松峰说疫》等著作对于传染病的预防、诊断、治疗分别有很多很好的见解，为普及、传播疫病学说有推动作用，在中医疫病学历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起源于《内经》，形成于明清时代的中医疫病学，因为很少采用自然科学的成果而没有发展到更加成熟的地步。叶天士、吴鞠通等人的新理论对于一般温病和瘟疫均具有指导意义而使疫病学被概括于温病学之中，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更由于清末至民国时期，我国饱受帝国主义的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多种传染病流行猖獗，甚至成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之借口(1)。西学东传，反动政府却采取歧视、排斥、消灭中医的政策，宣扬什么“中医不能预防疫病”，“中医病原学说阻遏科学化”，不准中医诊治法定传染病及发给死亡诊断书(1),中医疫病学受到严重的摧残，渐至停滞而濒于衰息之境(11),让席于西方医学。

|ⅰChun01 · 发表于 2022-1-15 07:05

解放七十年来，党和政府扶持中医的政策得到贯彻实行，中医在防治传染病作了大量的工作。自1956年中央卫生部推广石家庄中医治疗乙脑经验以来，中医药预防和治疗各种传染病无论在理论和临床，还是科研方面都取得了很多成果。随着现代科学的迅速发展，传染病的疾病谱也发生了变化，细菌病原的耐药性和抗生素的毒副作作越来越多，已经使现代医学面临困境。许多人为的病毒性传染病尤其是象艾滋病，萨斯这样的黄色瘟疫只应用生物学方法在目前难以解决问题或无能为力。而中医疫病学关于个人防护、调节生活起居，扶正气抗病毒的理论和方法有增强人体的免疫能力，在控制易感人群及攻克诸如艾滋病等严重威胁人类的传染病方面都有着重要的意义(12).因此，进一步总结发掘，推陈出新，建立和完善中医疫病学体系，是一项十分迫切的任务。
参考文献；
(1)俞慎初中国医学简史第1版福建科技出版社 1983；14、58、94、393。(2)王冰注黄帝内经素问第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469.581。(3)上海中医学院主编医古文第1版上海科技出版社 1978；11。(4)蔡景峰中医杂志 1979；1：61。(5)姜春华江苏中医 1981；1：46。(6)唐•孙思邈千金要方(影印本) 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5；173。(7)宋•钱乙小儿药证直诀第1版江苏科技出版社1983；11。(8)明•张介宾景岳全书新1版上海科技出版社 1959；235。(9)清•喻昌喻嘉言医学三书第1版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4；25。(10)清•雷丰时病论第1版人民卫生出版社 1980；136。(11)范行准中国医学史略第1版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240-243。(12)陈可冀王阶大众医学1990；2：20
本文1991年11月参加中国泉州—东南亚中医学术研讨会作大会宣读，发表在上海《杏苑中医文献杂志》1991(2):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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