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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理官名老中医事略 福建省名老中医李春城，字理官，又字仕周，家中称阿万，以字名世。历经清末、民国和新中国时代。虽遭遇坎坷，但精勤医业，全心全意为民众服务，是邵武第一位主治中医师和福建省名老中医。值此先生诞辰126周年，我们追寻先生博爱胸怀，精诚大医的足迹，记述相关事略，以志纪念。 1、沧桑历尽成大器 先生于光绪十六年十月初七（公元1890年11月18日）出生于邵武城关的中医世家，书香门第。其父李翯年，字白华，又字受臣，亦精医道。先生自幼耳濡目染其父的医技诗文，留下深刻的烙印。按照家族的要求，髫龄之时就读私塾，专心举子业。辛亥革命废除科举制度，先生进入新式学堂。1914年8月在福建省立六中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担任过邵武熙春小学教师和校长及邵武县学务委员，第一区第一保保董。民国十年(1921年)，先生和杨榕等12位地方优秀教师参加了在南平举办的建安道地方自治讲习所学习六个月，回邵后，继续从事教育和行政工作。业余跟随当时邵武名医其族伯父李梦华老中医学习，侍诊身旁，初试医药，获效良好。1928年至1930年曾在邵武施医局担任中医师，此后亦医亦教，参加过《邵武县志（民国二十年版）》的编写和邵武诗社活动。1941年至1947年先生担任过福州格致中学（1941年因抗战迁来邵武）和福建省立邵武中学的国文教师。1941年日本侵略者在浙赣等地进行细菌战，邵武暴发鼠疫流行。先生的长子李忠汉时年33岁，不幸染上鼠疫病故。先生悲愤之后，遂辞去教务公职，专事医药。尤以内妇儿科为著。由于先生乐善好施，民众信赖，医教有方，地方重视，先后被推举为国民党邵武县党务助理干事，邵武临时参议会议员，邵武县中医公会常务理事。当然这些任职也为“文革期间”遭受磨难留下了口实。 解放后先生主持邵武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当时南下干部在邵武多有水土不服、小恙疾病，均由先生诊治为愈，因此名望日增。1953年至1955年先生和杨兆祥（即杨家福）在邵武县城区中医联合诊所任主任医师。1955年到邵武县供销社中医诊门部任中医师。1957年至1960年2月在邵武医药公司中医门诊部坐堂。1959年贯彻落实中医政策，先生调入邵武县医院任中医研究所所长，承担科研和临床诊疗工作。自1956年开始担任邵武县政协委员，1958年当选为邵武县人大代表兼县人民委员会委员。1961年被评为主治中医师和福建省名老中医，享受高级专业技术人员待遇。1964年因食管病症到福州医院手术治疗，回邵后更加勤奋工作，专心钻研，效验卓著，享誉闽北。 2、继往开来谱新篇 邵武历史悠久，西汉时闽越王就构筑乌坂城于此地。三国吴时即建为县治。宋、元、明朝相继辟为军、路、府治，成为闽北重镇。经济文化繁荣，医药卫生多有发展，代有名医著作问世。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列强的殖民地，西方医药传入邵武。加上战乱频仍，中医药行业陷入衰微境地。缺医少药，民不聊生。先生以传承祖国医学为己任，经常虚心向当地名医丁维则、李梦华、杨榕、邓讲堂、沈少沧、杨品堂、张福祚、沙焕孚等老中医请教学习。认真钻研《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等医籍，总结民间医药经验，曾经撰文“誉满昭阳丁与李，审证论治起沉疴”，赞扬前贤的医德医术。尤其是解放后，党和政府重视中医，扶持中医的政策，使中医药人员奋发鼓舞，犹如“老树沐春风，焕发新姿容”，有了用武之地。先生积极组织同仁到民间采风，搜集单验方，挖掘中医药宝贵遗产，上报省地县相关部门，受到领导表扬。先后还和后来调入医院的苏子觉、张荣光、朱本、黄木生等同事带教了邓启源，吴承金、黄明训、苏德仁、姚志伟、梁祖瑞等学徒.担任邵武初级卫校的教学工作，进行中医药治疗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科研.开创了中医进现代医院、会诊治疗疑难危重病症的新局面。先生还积极撰写了许多的医药文章和医案资料，1963年在《福建中医药》发表了《中药治疗妊娠热喘》，《麻疹后期消渴》两篇论文。先后还和苏子觉医师主编了《邵武民间实用本草》（当时冠名邵武县卫生工作者协会编印，学术组编著），全书有100种中草药、596方、166页。32开本，于1964年元月由邵武印刷厂承印了500本，为传承和发扬祖国医学做出了贡献。 3、德艺双馨为民众 先生以渊博的古文基础精研医药，善于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验俱丰，用药精专，简便效验。更由于对工作极端负责任，对病患者和蔼热情，因此求治者络绎不绝，接踵而至。即使后来年高望重，先生也都从不马虎敷衍。每遇危重疑难病症，则查找资料，参考有关医籍、验案，然后诊断处方，效果卓著，更为民众信赖。如1963年曹某、黄某、江某三位妇女同时患有心悸眩晕病症，先生根据不同的证侯，虽然都处以归脾汤加减，但却分别嘱用金戒指、珍珠粒、磁石煎服，豁然病愈。至今我们仍然会遇有许多经先生治愈、得到先生帮助的患者和后人念及先生的高尚医德和精湛的医术。邻居吴某患病缺钱，先生既送药品，还资助生活费用。家贫路远来求治者，先生亲自采药煎煮，买上饭菜伺侯。对于五保户、困难户因病住院，先生时常赠药送物，甚至带头解囊，捐款相助。而自己则清茶淡饭，常食冬瓜罗卜，勤俭节约，不事铺张浪费，而为群众舆论信服。先生秉性刚直，待人忠厚，大公无私，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经常早上班迟下班，遇有病人多时则过午熬夜，尽量满足病患者需求。对于危重急症，更是关怀备至，认真诊查，时刻巡视，亲自煎煮药物，守护观察，直到处理妥当，转危为安。1964年一位9个月的幼女得了霉菌性肠炎，到处治疗未效，先生多方查找医籍，处以淮山一味，使其3个月的病症7天就痊愈，至今该医案还被儿科医生所传用。对于其他科室请求会诊，先生总是有求必至，认真负责，积极提出自己的诊疗建议，往往都是一语中的，深受领导和群众信任。先生非常关心同事和学生徒弟，经常为他们排忧解难。多次叙述邵武南关白渚桥的来历，传颂白、渚医生谦谦君子、克己礼让、诚心公益的事例。并且引以为榜样，身体力行，尊老敬贤，提携后学，奖掖先进。时常将自己的优待食品物资赠送给同事、学生和患者，在当时困难时期，尤为可贵。这种高尚品德、精湛医术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4、文革浩劫竟蒙冤 正当先生以饱满的热情积极投身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的事业之时，一场浩劫却在1966年发生。继“5.16”通知下发后，邵武和全国各地一样，文化大革命疯狂开展。从8月份开始，外地的红卫兵来到邵武，各个单位甚至农村每个角落都相继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造反组织。邵武县医院就出现了好几个战斗队，联合社会上的造反司令部，把为革命为人民做出重要贡献的领导干部、专家主任当作“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进行批斗。由于在民国时期的经历，先生不幸也被列入其中，遭受惨无人性的折磨。这些造反派为了标榜自己最革命、最左派，可能也挟带泄私愤在内，良心湮灭，道德沦丧，将这些所谓的“牛鬼蛇神”抹黑脸、戴高帽、游街示众，受尽打骂侮辱，进行肉体上、精神上、经济上的摧残。红卫兵和造反派还到先生家中抄家，将先生编写的《邵武民间本草》、《邵武众集验方1-3集》、《医案医话1-2集》、《邵武县民间草药交流资料》、《中医诊断学简编》以及中医书籍、牌匾锦旗奖状等各种物品强行搜去，付之一炬。可怜先生76岁高龄受不了这样的凌辱，几个月后导致中风瘫痪，未能治疗，终于1966年11月26日含冤逝世。 （本文根据邵武市政协提供的相关档案，并先后采访邓次侯、冯玉琳、黄木生、李忠明、李厚培、李竟新、高鹏及参考邓启源老师回忆录，在此一并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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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6-27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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