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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9-15 2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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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五年六月，领袖率领的一方面军在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下，翻过了夹金山，来到了川西懋功地区。与先期到达的张的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已是疲惫不堪了。仅剩两万不到的人马。而张的部队则达八万之众，且安歇休养多时，可称兵强马壮。当然，也不能就此以成败论英雄。领袖的不对是敌军主要的追击目标。这一路上重兵堵截的部队都是由总裁亲自调遣。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没有全军覆没，还保留下了近两万人的兵力，不可不说领袖在用兵打仗方面是有过人之处的。而张的四方面军是早在第四次围剿时离开根据地的，他离开时，蒋总裁正着手对苏区进行第五次围剿。且福建的十九路军正在通电反蒋起义，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抽调进攻江西苏区的嫡系部队十余万人,以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由赣东和浙江分路进攻延平、古田等地。蒋总裁是分身乏术呀，是以，长征的三大主力，唯中央红军承受了巨大的压力。使得另两支部队得以喘息之机。
本来，两大主力会师，一方面军保存了大批的干部，四军拥有重兵，合二为一，成十万之数，就完全可以扭转之前被动挨打，遇敌即走的窘境。但是，依旧应了那句老话，一人如龙，二人成虫。毛与张是各自心怀鬼胎！
张对一方面军的情况知之甚少，只是从国民党报刊里得知一方面军撤出瑞金的消息。知道一方面军处境不利，之后他又听说一方面军北上四川西北部，估计到他们经过长途跋涉，定会被拖得精疲力竭，而他的部队却养精蓄锐，兵强马壮。再者中央直接领导的红军失败外逃，肯定是中央的路线错了。反之四方面军的队伍却越来越强大，证明张的路线是对的，他理所当然的要担任起挽救红军的大任了。张便萌生不臣之心。虽然一方面军是虎落平阳，但是军中党中的重量级人物尽在其中，又是首脑机关之所在。正如汉末乱世，虽天子蒙尘，然号令诸侯也是莫敢不从的。是以，虎瘦犹有雄风在，羸弱疲惫的中央红军亦是不可小觑。
可以看出来，形势不仅仅是有兵就是草头王。要想说话有份量还得有权！当时，张只是个军委副主席。于是张将军软硬兼施，逼迫中央，向其要权！因为忌惮他的实力，领袖极其幕僚不得不考虑其要求。但是，给的小了定然不肯甘休。可给大了将难以制住他。任其做大，野心得逞，红四军将不再为中央所能够掌控，势必尾大不掉！这其中的利害书生意气的张闻天没看出来，不知轻重的说：
“实在不好办的话。就把我这个位置让给他吧。不然他会闹事的。”
“不行。”这个建议被领袖断然拒绝，“如果让他当总书记，党内非乱套不可。”说完很有用意的看了一眼周恩来。
周立刻心领神会：“把我这个总政委的职务交给他，怎么样？”周最大的优点就是擅揣摩上意，隐忍负罪。所以，在毛晚年最疯狂的时候，周都可以巧妙周旋至终。于是问题就这样解决了。
7月18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芦花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同意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由张任红军总政治委员，并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调中央常委工作，在张尚未熟悉情况前，由周暂时协助。事情的结果似乎是按着张得意图发展的，但是，他又怎知这一切都是由毛掌控全局。只要不给权，下面不听令于他，这些都是虚衔，和“齐天大圣”一样，只能管着那蟠桃园的一亩三分地。
要权的是就这么搞定，接下来就是两军会合之后，队伍的行进方向。这点，毛张再出分歧！
张主张以毛儿盖地区为圆心，扩展为川康根据地，再以川康根据地为出发点，西进，北上，穿新疆，到达苏联，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路线。而毛要求直接放弃川康北上，在甘宁地区创建根据地！这两者谁有道理呢？子夜鼠自己分析来看。
先说张的意见，领袖反对明的是说地广人稀，资源匮乏，其实就这些条件来说，领袖在找借口，因为他定甘宁地区更是没得说，西北地区人口稀少、物资匮乏、交通不便、气候恶劣。在川康怎么样也有当地的作物青稞可种植，也可以牧养牛羊，较之赤地千里，黄沙漫天的西北，实在是好太多了。
而最重要的就是军事方面的考虑。川康地处川西藏东位置，当地的藏人与张部的红军相处融洽，当初，蒋介石听说红军到了毛儿盖，高兴得不得了，以为当地的藏人会把红军打得无法立足。这样，红军面对的就只有东面的四川军阀了，怎奈，川军派系林立，大的有刘湘、刘文辉、邓锡侯、杨森四大部，其余小的就不说了。他们之间龃龉不断，明争暗斗。又都不听命于南京方面，这点，一方面军是知道的。蒋军重兵围追堵截，都没有把中央红军给剿灭，全仗红军巧妙利用中央军与地方割据武装之间的矛盾。在苏区时，一边与国军交战，一边还与国军的粤系军阀陈济棠做生意。
而领袖说的的西北陕甘宁，（之前，他们压根就不知道陕北还活跃着刘志丹的红军）之后从国民党报纸上知道了陕北有刘志丹、徐海东的红军。于是就叫嚷着要“北上抗日”，笑死人就是，日本人在哪里呀？那时候，日本人在东北培植了“伪满洲国”正盯着华北呢。我们就陕北的地理条件来说吧。放眼一片茫茫黄土高坡，无险可守。就这样的四战之地，还四面受敌。尾随而至的胡宗南，薛岳部队切断了南下之路。西面，北面的青海、甘肃、宁夏的马鸿逵、马步青等号称“马家军”。西北是他们经营多年的地盘，不是谁轻易就能撼动其根本的。东面就是山西，阎锡山、董其武的晋绥军。东南面就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都说“东北军如虎，西北军如狼。”
就这样的重重包围的死地，为什么领袖执意要走呢？应该是想让张离开其根据地，调虎离山，使其虎落平阳。至于张是否看出这中间的利害，我们不知道。但是领袖要走水能拦？！这世上只要敢挡领袖路的人，下场一定很惨。
于是，红军分裂成两部，史称：“左路军，右路军。”张领导左路军，毛率领右路军。毛独自北上，他不走也不行了，他深知张也不是什么善男信女，张已经起了杀机了，匆忙离开的领袖仅仅就带走了一、三军团一万来人。当然，留下的未必都是张的人。另外，张扣留下了两个军队中举足轻重的人物——总司令朱德元帅和总参谋长刘伯承元帅。张以为扣住他俩似乎就可以挟制军队，错了！这俩人不仅没有帮到他，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让张陷入被动之地。据当时任张内卫排长的何圣福回忆：
“对于四川人占绝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来说，他们对同是四川人的朱德、刘伯承有一种出自根本的亲切感，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四川人的骄傲。”
所以，他们在四方面军的影响力极大，甚至可以说，把他们留下，实际就是把军心交托于这两个忠于毛的手里。最后，几个交锋下来，张不得不接受北上的方案。但是他并没有就这样善罢甘休。毛与张得争斗依旧激烈。但是，后面的形势越来越不利于张。政治上，从苏联回来了一个叫张浩的人，此人是共产国际的钦差，林彪元帅的堂兄林育英。自从红军撤出苏区后，就中断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一时间中共的政治纲领、路线谁对谁错都各执一词。现在林钦差驾到，谁正统就由他来定了。他于1935年11月初到达陕西定边县，并与当地的地下组织取得联系。在瓦窑堡的毛近水楼台先得月，先于张之前觐见到了说是共产国际，实际上就是斯大林的钦差。伟大领袖在林钦差面前叽叽咕咕的一通。路线问题就定调了。毛是中央，张是“伪中央”！于是，就和三国时候曹操刘备的口水战一样。曹操打刘备说，我是奉诏讨贼；刘皇叔更绝，你的是伪诏，我是奉衣带诏讨贼。
在军事上，首先，张在毛的激将之下，冒然去攻打成都，损兵折将。又经他及他的手下对四方面军的分化瓦解，实力大减。连他的得力干将徐向前都投到毛阵营去了。现在的四方面军就不是当初会师是的八万雄师了。再者，九月份，一方面军在吴起镇，与当地的陕北刘志丹的红十五军团会师，11月3日，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而张的四方面军1936年6月在西康甘孜同贺龙的二方面军会师，但是这时候毛是共产国际认可的中央，会师后的贺龙元帅等人“与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斗争。”之后，7月上旬，由第二、六军团和三十二军（原第一方面军第九军团）组成第二方面军北上，同第一方面军一起北上。
于是，张的失败已成定局。应该来说，毛与张，这两位一大时硕果仅存的代表的龙争虎斗。以毛的大获全胜告终。但是，毛现在已经不再是当年在江西处处遭人排挤的革命者了，一年的长征让他迅速的成长为一个沉稳阴鸷，野心勃勃的政治家了。
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张这只颓废的老虎未必就不能暴起伤人，所谓，虎瘦尤有雄风在。八万的四方面军将士，未必都是肯安心听命于毛及毛的中央。张的旧部多受其同志尤其是一方面军的奚落，羞辱。小人得志的嘴脸是叫人难以忍受。于是，毛采取了两种手段。一个是思想上的改造，以他的话来说，就是可以挽救的同志。办个红军大学。别以为这个红军大学好像是唯一的大学，所以进去就读的都是人才状元。看下里面的成分就明了，校长及教员多是一方面军的人物，至于学员嘛，就多是四方面军的人了。
另一手就极为阴险歹毒，组成西路军。
1937年，红军西路军主力两万余人在甘肃一带被马家军围歼，全军覆没，成为红军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惨败，只有数千幸存者侥幸逃脱，他们以后成为新组建的由邓小平、刘伯承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的骨干，而陈昌浩和徐向前均靠化装行乞才脱离危难。
都说“‘西路军是奉张国焘之命西渡黄河的’，甚至说‘西路军是张国焘擅自组成的’，‘西路军是张国焘错误路线的牺牲品。’”等等。这是由于该军领导人错误地执行了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路线的结果。但在近几年出版的一些党史研究专著和文章纷纷指出，根据中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和徐向前元帅临终前所撰“回忆录”来看，当时的“西路军”领导人陈昌浩（军政委员会主席暨中共中央常委）和徐向前（总指挥），是严格按中央军委的电报指示指挥军队行动的。
那这就奇怪了一向用兵真如神的领袖和英明的党中央怎么会犯这样低级的错误，整个战事如同儿戏，忽下令千里奔袭，而兵临城下又下令按兵不动，原地待援，待援的不是自己的部队，而是敌人的援军，任其坐以待毙。这样脑残的军事指挥，其恶毒用心，昭然若揭。为除异己，领袖之残忍连蒋某人都自叹弗如。
这之后，1938年4月4日，是国共双方共同祭拜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以陕甘宁边区代主席身份前往中部县，在黄帝陵前见到了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蒋鼎文。张国焘趁此出走。听说是王明要杀他。谁知道。
最后，这个所谓的“叛徒”晚境凄凉。
1979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张国焘只能默默地忍受着严寒的折磨。身体已虚弱不堪的张国焘受此风寒，健康状况急转直下。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可是，留下了会更好吗？很多事实无法预料的。但是，这点可以绝对的肯定，当年与他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进行展开激烈斗争的人，如，刘、彭、贺、等等，又有几人得以善终？和死于床箦的张来比，这些有的甚至于尸骨无存。
这些历史，就由一种口径宣传着。历史就是一部成王败寇的一家之言。张留下了一部《我的回忆》。但是他是败寇，他说的都是狡辩之词！历史的说话权在成王手里，他一直伟大下去。
后，陕北红军的领导人，在东征中牺牲，却不是在战斗中。抗日战争期间，左权将军阵亡，被称为是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刘志丹将军是红军中牺牲的最高将领怎么就没有说？当时任东征军先锋军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就此质疑：“刘志丹同志是黄埔军校的士官生出身，很有军事素养，他应该知道在前沿毫无掩蔽的地方指挥作战时很危险的，为什么竟这样牺牲了，使我颇为不解。”不知道。但是，想想看，强龙难压地头蛇，现在的领袖是绝对不允许再有第二个张国焘与他争雄。他不可能再仰人鼻息了，挡我者，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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