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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主政因素，编修相关 地方史志乃当地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重要的历史资料。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但是中国古代皇权至上的封建制度，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其统治人民所服务。方志的修撰往往由主政当权者所操持，受个人好恶所影响。所以有人谓“志亦史也……志之失有三:莫大之罪在于失实，其次失体，其次失辞。”邵武地方史志亦难免没有此弊。中国郡县有志，自唐代惠宗（806-820年)李吉甫撰《元和天下郡县志》始其例。因此邢址在明朝癸卯《邵武府志·后序》所说：“汉以前遐哉邈矣。观始于吴，五胡不足征也；观于隋唐，五季不足征也；载观于宋，元不足征也。观于今，成化丙申，前守冯子师虞始选宁坚采《武阳志略》草创之。甲辰，刘子仁甫兼采《和平志》删削之。弘治甲子，夏子育材聘编修黄公仲昭兼两志而修饰之。三志得失异同。识者可考而知。是非进退之际，吾则于甲子有疑感焉”。[1]由于主官好恶，或各种因素，导致邵武方志或多年不修，或删修频繁，所以《咸丰邵武县志·凡例》所言：“邵武为府郭邑，向无专志。其书隶府志，府志旷废不修又八十余年。其间陵谷变迁，人物代谢，户口消长，物产盈虚，吏治得失，俱散而无纪。”根据光绪《重篆邵武府志》记载，明成化癸巳至丙申（1473-1476年），知府冯孜历四年时间始作《邵武府志》。而不到10年，成化甲辰（1484年）知府刘元嫌冯志太过繁琐，对冯志进行删减，得十卷。至弘治己丑(1505年）知府夏育才因论者谓冯志太繁、刘志太简，聘编修黄仲昭合冯、刘二志为志，得二十五卷。这些版本的《邵武府志》现今未能见到。但是其他版本的府志也好，县志也好，都对各种传染病讳之莫深。如《福建通志》记载“南宋恭帝德祐元年，邵武比岁大疫，死者近半”；《明史·五行志卷二十八》记载“永乐八年，邵武比岁大疫。至是年冬，死绝者万、千二户”而且，“巡按史赵开已经核实“其傜赋及各卫勿补军役，俱未除害谷”；仁宗监国，“命户部、兵部悉除之”，惊动了皇上。《明史》、《续文献通考》、《福建通志》、《明太宗实录》均有记载。而《邵武府志》、《邵武县志》都没有提及，更无法提供这次“大疫”是如何发生，症状如何，医治方法，当权者做了那些措施。我们从《道光福建通志·卷五十二》看到“建安县张准言：建宁、邵武两府自永乐以来屡大疫，民死亡十万四千六百余口”，《明太宗实录卷212》也有类似记载。而作为当事的邵武却没有上报和记录。相反，这些主政和编修者，却因为“烈女一门，关系尤巨，盖以正风俗，淑人心也”，对列女、节妇之类极为重视。连篇累牍，将有姓无名，甚至只有丈夫之姓氏者1000多人载入史志，占所有正文篇幅的1/5。唯独对医药卫生方面的人物、事件，却惜字如金，鲜有论及。即使1993年的《邵武市志》在这方面亦有缺漏。如上世纪40年代，日本在侵华战争中使用生化武器，导致闽北鼠疫暴发流行，邵武深受其害，惨烈非常，很多老人在邵武文史资料都有评细论述，而《邵武市志》却不如《浦城县志》、《建瓯市志》记载详细。以致现在要对日本提起赔偿诉讼，证据不明。文革时期，邵武多种传染病流行，《邵武市志》亦无准确详细记述。当然，这种情况很多地方如此，所以有专家学者认为“在大量的历史著作中，疫病是史学家的漏网之鱼。疫病仅仅是人类政治、经济、军事活动所引发的社会动荡的廖廖数笼点缀，而作为医药人事更少被史学家的提及”①现代乃至今后应当有所改进。 | 
发表于 2012-3-8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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